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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加坡10月13日电（记者 马玉洁 包雪琳）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13日在新加坡出席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双方重点探讨了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推进事宜，并一致同意早日启动该项目的实质性建设。 此次联委会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业”，这表明在前两次成功合作之后，两国政府将第三个项目的着力点放在了新领域。双方认为，即将在中国西部开展的战略性合作项目将辐射中国西部地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选址主要在重庆、成都和西安三个城市之间展开。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重庆和成都的基础及商业设施建设已相当完善，两者都可能成为最终选址。他认为，进军重庆或成都的商家应专注于物流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陈抗教授认为，除互联互通、物流等领域，中新也可在社会治理和城乡综合治理等方面展开合作。 从上世纪90年代的政府间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到两国为应对气候变化等新课题而合作建设的天津生态城，再到如今配合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第三个政府间项目，中新两国一直致力于开拓合作新模式，引领双边合作潮流。 张高丽此行还与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共同主持了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双方将在苏州工业园区探索建立面向新加坡、辐射东盟乃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境外投资服务示范平台，并将天津生态城建成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新加坡凭借其毗邻马六甲海峡、扼守东西方贸易“咽喉要道”的得天独厚地理位置，建国后短短数十年间便成为全球金融、物流及贸易枢纽，并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中新两国经贸往来始终走在东盟前列。2008年签署的中新自贸协定是中国与亚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为2010年正式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打下了坚实基础。如今，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往来大幅增加，中国与新加坡以及东盟都在探讨现有自贸体系的升级版。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480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3％。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新双边贸易额为79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新加坡是中国在东盟的重要贸易伙伴，中新贸易在中国与东盟贸易中发挥着引领作用。 中新合作为何能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范本？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许振义指出，原因之一是两国文化同根同源，新加坡人口中70％为华人，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政策和立场。 中新两国在经济和产业领域的互补特性也推动着双边关系走在区域前列。中新两国1990年正式建交时，中国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此后，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不断推动国内工业化和城镇化，遵循开放市场的新加坡成为中国借鉴的对象。 许振义说，新加坡为中国投资者和企业提供了资金、技术、专业知识及与国际市场对接的平台，而中国则为新加坡提供了众多投资机会，两国间的“完美结合”带动了双边关系和合作的飞速发展。 长期以来，新加坡扮演着中国企业进军海外的桥梁作用。新加坡稳定的政治局势、健全的法律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都是中国企业选择将狮城作为海外拓展的落脚点或区域总部的原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4年参加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时介绍说，有5000多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开展经营活动。 除了文化上的同源性和经济上的互补性，两国政府和企业对形势的敏锐洞察也促使中新合作成为区域合作典范。 伴随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和金融市场不断开放，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新加坡政府是最早嗅到市场动向并开展相关业务的国家之一。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2009年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2013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指定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为新加坡人民币清算行。仅仅一年之后，新加坡超越伦敦成为全球第二大离岸人民币中心。 过去25年间，中新一直以“先行者”姿态带动地区合作。如今，中国经济转型推动中新合作从硬件扩展到软件，从贸易扩展到环保、教育、科学技术等各领域。随着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不断推进，中新将再次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开创区域双边合作新模式。确定扶贫开发重点扶持县是我国扶贫开发区域瞄准的重要手段之一。1986年，我国第一次确定了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后改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此后分别在1994年、2001年、2011年进行过三次调整，目前全国共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结构调整，既需要毅力和决心，也需要有统筹各类结构性因素的智慧和定力，弥合好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与落后过剩产能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多个8月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显示，8月份消费品市场稳中向好，工业生产增速略有回升，商品房销售继续回暖，投资结构继续改善……在经济新常态下，积极因素仍在累积。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以此为基础形成理性共识，是设计和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前提。这其中，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结构调整。 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比如，东北三省出现经济增速下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性下滑。只有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经济体制，才能走出经济下滑的局面。席大大总书记在吉林调研考察时指出四项要求，即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从本质上看，这四项都属于优化经济和产业结构。事实上，只有做好结构调整的文章，中国经济才能增强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尽快度过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阶段，实现质的飞跃。 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莫过于结构性特征。这是由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其一，中国经济具有显著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等，都存在巨大差距。“三农”问题就是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体现。其二，中国是转型经济体，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化转型程度不同，具有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制度化二元结构特征。其三，东中西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具有明显的区域结构差异。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所面对的基本面。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处于长期向好态势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也愈发明显。但也要看到，原有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农业生产面临诸多挑战，基础地位还不稳固；产业优化升级进展缓慢；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高；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的体制机制尚未根本破除。另一方面，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政策回旋的弹性空间不足，使得结构调整的现实压力增大。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既需要主动调、主动转、扭住调结构不放松的毅力和决心，也需要有统筹各类结构性因素的智慧和定力，弥合好互联网经济等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与落后产能、过剩产能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从历史经验来看，每当国家战略和经济政策关注结构优化与调整，结构性问题就缓解，若漠视，结构性问题则恶化。从国际经验看，新旧结构性问题叠加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宏观调控政策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药方。在结构性特征显著的中国，宏观形势可能要复杂得多，单纯强调总量目标无法有效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可能会导致误判。正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现实，自主实施有针对性的结构调整政策，才能避免结构性反弹伤害调控的效果。 由此而言，推进结构调整，必须成为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取向。在这个前提下，宏观调控政策更需紧紧抓住这个目标不放松、不动摇，防止结构性问题成为经济波动的诱因，以便平稳完成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型。（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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